从长远看，随着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未来增加城市发展活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尤其需要新市民。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编辑顾佳贇
江西籍外来工毕红梅（左）和家人在晋江市内的新居里整理窗帘（张国俊/摄）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发布，流动人口为3.76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与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69.73%。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到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从“离土不离乡”到成为新市民，中国人一直在“进城”的路上。
英籍加拿大作家桑德斯在其著作《落脚城市》一书里，将人类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视为扭转人类的大机器，它创造了经济社会的活力和可持续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发人口流动和聚集，务工者的双手撑起钢铁森林，成为城市马达最重要的转子之一。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流入地，他们未完成享受到与户籍人口一致的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已经放开或放宽落户限制，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程度在各城市之间仍相差甚远。而这种均等化，正是外来人口能转化为新市民的关键所在。
成为新市民，从流入到留下，从落脚城市到融入城市，“进城的转移人口入城镇户籍，入城镇户籍的转移人口全面享受市民权利，不受显性的和隐性的身份歧视”——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洪银兴认为，这是中国城镇化2.0阶段的重要目标。
何为新市民？
“流动中国”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沿海城市、内陆大城市、部分小城镇快速发展。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带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供应了大量就业岗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沿海城市基础建设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陡增，“民工潮”爆发，到年已经形成了近1亿人的农民工规模。但受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工无法真正在城市里安家落户，出现大量“进厂不进城”现象。
“经济原因是当前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动机，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但户籍制度又将其排斥于‘市民’之外。”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林进龙分析。
年，国家出台政策，允许在小城镇合法稳定居住与就业的农民落户，建立和完善试点小城镇的新型社会保障体制。新政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迁移，多地同时开始尝试将户口与背后的部分权益进行剥离。
年，中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达到16.21%。大量移民身在城市但并未落户，这一人数庞大、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