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4/6/20 10:49:00
作者：万立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青年记者》年第22期导读本文以媒介理论为观照视野，对中国网络文学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角色与价值进行分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在于传播者，更在于传播内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不仅要刨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谱系，也要借助新传播形式赋能文化感召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内外衔接与联动。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传播中不断拓新文化内容与互动关系，成为中华文化与知识产品融合的国际传播新路径。具体而言，中国网络文学以其创作互动性、语言创新性和内容日常性的主体特点呈现着博大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以文本形式向海外读者传递着中国璀璨多元的东方文明。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质与量的跃迁发展加快了其对外传播的实践步履，优质的网文作品受到各国官方组织与民间群体的共同重视，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年5月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在亚洲地区传播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超过30亿元，累计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余部。此外，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年底，《复兴之路》《大国重工》《大医凌然》等16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被收录至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囊括科幻、历史、现实、奇幻等多个网络文学题材的经典作品。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实践卓有成效，网络文学文本、故事认知、文化情感的交互运动也就此展开。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及认知框架，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既有研究多从传播模式解析[2]、IP运营[3]、在地关系建设[4]等方面展开，对于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角色与价值效用解读尚处于“悬置”的间隙（interval）中。英国媒体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之中，它是被表征系统建构出来，被产生出来的[5]。因此，为了得到确定的认知，就需要探索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价值生成理路。那么，在当下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交错而引致的文化混杂空间中，中国网络文学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面对复合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中国网络文学又能够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具有哪些衍生价值，最终使中国故事得以精准传播？基于上述背景与研究问题，本文从媒介理论视角出发，立足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实践情况、相关调查报告及网络文学文本内容等，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展开考察，旨在通过研究丰富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的历史认识，推进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整体建构。网文出海：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承载媒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6]。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借船”，更需要“造船”。网络文学作为承载中华文化基因的文字媒介，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桥接者”。（一）时空媒介：跨时空性场景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指出，传播媒介具有两种偏向性：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7]。时间偏向媒介适于克服时间性障碍，信息内容能够得到长时间保存，有利于树立信息传播中的权威性；空间偏向媒介则适于克服空间性障碍，能够实现远距离运送，有利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新信息媒介语境下，国际传播呈现出一种“后符号传播”特征。由此，依循既往对传播媒介的偏向划分思路，国际传播媒介还可以被划分为记录型媒介和传输型媒介[8]，前者跨越时间，后者则跨越空间。网络文学作为文学的数字时代形态，无论其内容类型如何变化，底层逻辑都是互联网与文学的互嵌合作，彼此交织实现优势互补，从而获得各自的“注意力经济”。互联网以其超越物理藩篱、即时互联互通、不限信息承载数量等特征而成为全球传播的底层架构。具体而言，互联网正是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传输型媒介”特征体现，网络文学借由互联网实现文本内容的跨国传播。目前，阅文集团、中文在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咪咕公司等互联网公司都已成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主要阵地。而网络文学的另一底层构件——文学，则具有明显的“记录型媒介”特征，网络文学通过“在读者脑中唤起一个想象世界”[9]逐步增强自身的记录能力（沉浸感）。概言之，网络文学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媒介特征，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搭建了一个内容陈展的文本场景。（二）物质媒介：基础设施载体从19世纪的电报到20世纪的广播，再到电视、电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理媒介的发明与应用都大大地推动了国际传播活动的信息传播节律与传播关系转型。借此审视国际信息传播的历史发展，易见媒介基础设施始终担当着国际传播实践的关键组件。媒介既是一种中介化工具，更是一种生成性工具。具言之，媒介是国际信息传播的渠道，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呈现形态。传播理论学者约翰·杜汉姆·彼得斯便指出，媒介是容器和环境，它提供了一种条件——一种锚定了我们的存在并使我们正在做的各种事情成为可能的条件[10]。21世纪以来，分享功能突出的平台型媒体和社交媒体全球影响力日益超过机构型媒体[11]，国际信息借由各种平台型媒体交汇，推动人际传播走向“交往在云端”的技术图景。网文平台在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也担当了基础设施的物质媒介角色，技术研发者通过将网文平台“基础设施化”联动平台用户的交往方式，于“阅读在云端”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目前，国内主要的网络文学海外传播主体有阅文集团、晋江文学城、掌阅科技、中文在线和纵横文学等，其建立的海外平台有：阅文集团的Webnovel,中文在线的Chapters、Spotlight,掌阅科技的iReader、StoryLite、Storyaholic、Storyroom、Lovel、Multibook,纵横文学的TapRead等。海尔斯（Hayles）认为，任何有意义的信息都与其物质基础密不可分。信息具有“具身性”，意味着我们需要根据其“地点、时间、生理学和文化的细节”对信息进行语境化解读[12]。网络文学以其基础设施特性实现了文化空间的“硬联通”，从而递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心联通”。（三）信使媒介：互动言说样态信息传播的“信使模式”概念由德国媒介理论学者克莱默尔提出，她认为“信使”是建立在传受双方存在差异基础之上的，其存在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异[13]。中华文化作为涵义丰厚的高语境文化，其在对外直接传播的过程中必然面临他者对于中华文化的误解梗阻。因此，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便需要传播媒介作为“信使”，在降低文化传播释义难度的同时，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与影响力。彼得·伯克指出，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的传递，更有效的是将其想象为信息、理念的“协商”或是对话[14]。落实到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具体语境，网络文学在知识译介和知识沟通两重维度上担当着“文化信使”角色。首先，网络文学贯通了“作者—译者—读者”的关系链路，架构起文化传播的知识生产网络。目前，“网文出海”出版的实体书基本上都是由职业译者进行翻译，但在网络文学海外传播伊始则主要依靠海外粉丝的自发翻译。如在武侠世界网（Wuxia-world）正式取得中国网络文学版权前，平台作品的翻译就主要依靠网文作品的粉丝完成。其次，网络文学发挥自身“即写即销”的生产特点，在作品连载过程中与读者展开即时“互动”。网络文学与其他文学类型相区别的特征之一在于网文文本生产的间断性，读者对于作品更新章节的追更与点评都为网文作者调整撰写计划创新了思路，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搭建了作者与读者间的“言说空间”。作者创作内容供给读者阅读，读者借由作品评价反向影响后续的写作内容。网络文学的传播译介及创作间断性特点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搭建了互动空间，也为立基于此的中华文化扩展了双向交流的平台。故事世界：作为文化传播模式拓新的网络文学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15]，讲好故事的目的之一在于构建代表本民族文化的“故事世界”，从而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推进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网络文学作品是一种文化涵义丰富的“解释性符号”，海外读者需要在阅读过程中发挥“文符解码”的能动性，将文字转化为脑海中的图像或影像，这就贯通了作者与海外读者对于中华文化故事世界的“共通意义空间”，扩展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叙事范畴。（一）故事思维：故事世界的浸润思想“故事世界”是由叙事唤起的、具有可扩展性的幻想世界[16]，它不仅涵盖故事本身，也涵盖背景故事（故事背后的故事)和后续故事[17]。全球传播语境下，中华文化故事世界的搭建需要调整传播思维，将故事世界朝联想型的故事叙事方向建设，即强调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故事思维”指向。具言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应当使用情感性的故事性文本，用人类共通的情绪增进文化认同、促进跨文化传播[18]。网络文学通过文字塑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中华文化故事世界，而对网络文学作品持续追更的读者则成为对应文化故事世界的协同构建者，两者互相促动，搭设了网文作品故事世界的底层架构，也体现出“故事思维”对网文故事世界的整体性浸润。一方面，网络文学语言具有鲜活的情景代入感与空间构造力，能够借由文字联通各主体间的情绪意识。《斗罗大陆》《斗破苍穹》《庆余年》等奇幻类网络文学作品即是典型代表，作者们自创了一套完整的异世体系，借由主角的冒险成长带给读者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网络文学故事世界的存在与读者群体的积极参与息息相关。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充分吸收了“参与式传播”经验，大部分海外传播受众也不再是“沙发土豆”式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立足原作品进行二次创作，成为积极的内容创作者、故事文本参与者与中国文化传播者。（二）故事框架：故事世界的共享蓝图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不同的文化传播介体能够帮助海外公众从多元角度拆分理解中华文化这一宏大母题，进而以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视角观察与了解中华文化。实质上，正是在与国际公众的文化交际过程中，一个涵义丰富的中华文化故事世界逐渐成型。换言之，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中华文化故事世界是由自我展示与他者认知共同塑造的。在此进程中，中国网络文学助益中华文化故事世界成型的核心路径在于，读者与创作者共享一个世界的心理框架，共同打造故事世界的蓝图[19]。这一“共享的心理框架”即是中国网络文学海外读者对于中华文化的兴趣与认同。网络文学是精神交往的产物，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精神交往。通过网络文学作者搭建的虚拟故事世界，海外读者增进了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与了解，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资本融通：建设中华文化传播生态的网络文学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定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重维度。其中经济资本指得以直接转换为货币的金融资源，文化资本指受主流阶层广泛认可的文化符码，社会资本指既有或潜在的社会关系网络[20]。网络文学在海外传播过程中通过资本交际与变通，正向助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生态构建。（一）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双向转化互联网技术的衍生发展催生了新的文化消费形式，顺应消费习惯转变，知识型产品成为附带文化价值的可售卖物品。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认为，知识和市场间的关系是双向的[21]，意即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间存在着一种互构互促的复合关系。知识可以转化为产品形式向经济市场流通，进而通过售卖文化产品获得经济报偿。同样，经济市场通过售卖文化产品也推动了知识的“创新与扩散”，最终完成知识与市场两者的“利益”获取目标，达成双赢的合意局面。网络文学作为一种非传统型的知识产品，其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不仅承载文化传播价值，亦创造了经济价值，呈现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双向转化特征。纵观网络文学出海的相关财报数据，目前网络文学出海主要有翻译出海、直接出海与改编出海三种模式，其在海外创造经济价值的形式则分为实体书销售、网文作品IP售卖、阅读平台会员费、网文作品阅读费、网文有声书等。横向对比疫情时期以来的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报告数据，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作品总量由30万部增长到50万部，海外市场营收规模也由11.3亿元提升到30亿元，其中，年亚洲海外市场的规模就已达16亿元。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作品数量的攀升为文学知识传播提供了充分的文化资本，这也为经济资本市场的扩张与增长提供了动能，两者互相交织，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生态奠定了收益基础。（二）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交际互通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千年终结》一书中指出，文化作为权力来源，以及权力作为资本来源，构成了信息时代新社会层级性的基础[22]。置之于国际传播语境下进行理解，文化资本是现代国家进行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国进行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关键来源。没有国家文化资本的对外传播，则很难实现国际社会关系网络的正向建设。进言之，国家文化资本首先吸引国际公众对一国的